Page 27 - 禹贡—中国古美术的千年之旅

满清皇家崇奉藏传佛教，康雍乾三帝尤为笃信，至乾隆时期藏传佛教的影响达到顶峰极致，
乾隆帝更是从个人行为和国家行为两方面去实践着他的崇佛信念，其自命为“佛心天子”，
一生六度朝礼五台山，前后历时数十载完成汉文、满文大藏经的雕印工作，是为乾隆朝崇佛
的空前绝后之壮举。乾隆时期宫中遍设佛殿，紫禁城中先后修建了中正殿，雨花阁、宝相楼、
吉云楼、梵华楼、佛日楼等三十多处藏传佛教殿堂，连皇家御苑中也梵刹林立。与祖父二人
不同之处，乾隆皇帝加强了清宫艺术与密宗之交融，使得清宫艺术品增添了浓厚的藏传佛教
之色彩，于瓷器一项之体现就是各式瓷质佛像与法器的烧制，并作为供奉和赏赐之用，其工
艺精湛，令人叹止，数量众多，极一时之盛，开一代未有之奇，铸就独特的清宫佛教瓷器文化。
此式乾隆矾红彩宝相花藏草瓶即为当中重要代表之一，乃仿自当时铜鎏金同类器，为乾隆朝
首创，仅见干嘉两朝烧造，是弘历精诚礼佛之见证。
藏草瓶，亦称“甘露瓶”，是流行于西藏地区的重要瓶式之一，为藏传佛教陈设专用法
器，用于盛水或插草，是极具藏族特色的器物。其前身即为净瓶，净瓶伴随佛教的传入在中
国有着悠久的使用历史，其功能也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丰富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为僧尼受
戒时使用。密宗教徒在受戒时戒师要用净瓶对其进行灌顶，显宗亦为之相同，唐代禅宗大师
百丈怀海为禅宗所立的轨仪中规定：“戒师用净瓶灌顶，以指滴水于顶上。”后传入藏地之
后于宋元之际演变为密宗特色器皿。有明一代御瓷之中，净瓶最早出现为永乐时期，1982 年
12 月珠山中路永乐地层出土永乐仿龙泉青釉净瓶，高 27 厘米，为目前仅知的一例（参见《景
德镇出土陶瓷》图版 201）。成化时期继之，造型承袭永乐者又略有变化，青花缠枝莲纹装饰，
皆为无款。依照史书记载，永乐与成化二帝皆崇信密宗，与西藏番僧关系密切，故有此类法
器之烧造，存世实物仅见二例，其中之一为本公司 2011 年秋拍“大明·格古专场”的第 4925
号拍品。

入清以后，仅见雍正、乾隆官窑烧制过红彩和斗彩品种。该瓶外壁以矾红彩绘纹样。由
上至下依次为回纹、朵梅纹、覆莲纹、仰莲纹、如意纹、变形覆莲纹、折枝莲纹、蕉叶纹、
双重复莲纹。其釉汁匀净莹润，矾红鲜丽柔和，上下映衬，光彩夺目。底足无款，这与《乾
隆记事档》载：乾隆十一年“二月奉旨烧造红花甘露瓶，具不要款。”同年“五月初一日，
唐英将按旨照样烧造得：红花白地甘露瓶四件……奉旨具留下，其甘露瓶着唐英再烧造几件”
的记载相符。乾隆十二年“二月二十九日，大臣海望来说：太监张玉传旨：着传谕唐英将甘
露瓶陆续再做些来。”该瓶秀美的造型、精细的绘工、协调的色彩与精美的纹饰浑然一体。
且成对出现，尤为珍罕。
本品化裁于前代同类而独具特色，作为佛心天子——弘历的一份献礼而载入瓷史，除了
供自身修持佛法之外，还作为高级御礼赏赐西藏、青海等地宗教领袖，是当时清皇室与密宗
上层思想感情交流的见证，寄托双方的共同信仰。同时，在乾隆皇帝机暇清赏之际，本品还
与赵宋官窑、宣蓝、宣红等旷世名宝同置一案，为弘历鉴古赏珍平添一份风雅。

《内府御用器画样》，十一卷